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

    (作者:曾繁仁)

根据宗白华的论述,中国传统艺术是一种线型的艺术,时间的艺术;而西方古代艺术总体上说是一种块的艺术、空间的雕塑的艺术。线型艺术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时间音乐之美,一切都犹如乐音在时间中流淌,一切艺术内容都在时间与线型中呈现,化空间为时间。国画中的多点透视,《清明上河图》在动态的多点透视中呈现了清明时节汴河两岸的完整的风情画面。而最能反映线性艺术特点的是书法,被称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一种时间之流中笔的生命之舞,成为中国传统线性艺术的典型代表。

园林之“因借”。“因借”是我国园林艺术极为重要的因应自然实现自然审美的美学与艺术原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因借”是明代著名造园家与造园理论家计成在《园冶》中提出,所谓“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这里所谓“因”指造园时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因顺借助,在此前提下适当创造。所谓“借”就是指突破园林自身的空间,不分内外远近,均可借景,有远借、仰借、邻借、应时而借等等。借景既是景致的丰富,更是中国园林不是静态观赏,而是动态中多视角融入式观赏,是一种以动观静,恰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之融入式审美相切合。苏州留园之近借西园,远借虎丘山。中国园林之“因借”也是一种多视点的动态中的审美,犹如国画之“四面八方看取”,以及“景随人迁,人随景移,步步可观”,是一种生命活动的呈现。

生态美学的中西差异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具有根本性的文化传统,诚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中国人观察问题的特有立场和视角,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艺术形态的产生发展与基本面貌,构成“生生”美学之文化背景。“天人合一”最早来源于原始宗教的“神人合一”,发展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易传》的“与天地合其德”、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等等。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追求一种宏阔的东方式“中和之美”的诉求,相异于西方古代希腊对于微观的物质的“和谐之美”的诉求。

诗歌之“意境”。“意境”是中国传统艺术中一个最基本的美学范畴,是“生生美学”的重要内涵,反映了“意”与“境”、“天”与“人”的有机统一,相反相成,生成象外之象,意外之韵的生命力量。唐代王昌龄首先提出“意境”范畴。这种“意境”在司空图看来即是一种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正是中国生生美学的特殊性所在。“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本诗先以记事开头,记述了早春时光驾船湖中划波游春之事;后即借景抒情,以绿杨在晓寒中轻摆与红杏在枝头开放相对,抒发对于春景的热爱与歌颂。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写道“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闹”字不仅写出了红杏与绿杨相对的艳丽色彩,而且点出了红杏之闹与晓寒之轻的声音对比,此时无声胜有声。因而,在诗中充分抒发了诗人对于早春特有之春景的欣赏,对于勃勃生机的歌颂,一个“闹”字写出了生命的色彩与声音,化静为动,化视觉为听觉,是一种艺术的“通感”,写出了自然的生命力量。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属于传统的自然友好型生态社会;古代希腊以商业与航海为生,遵循战胜自然的科学的文化模式。由此,中西方文化具有共生互补性。

其一,近十多年来中西方存在“生态”与“环境”之辩。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力倡环境美学,并且对于“生态”一词多有异议。美国著名环境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中明确表示:我特意避免使用生态批评,因为生态批评是一种知识浅薄的自然崇拜者的俱乐部,而环境更能够概括研究对象,体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性。中国学者则认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争涉及人类中心与生态整体两种不同的哲学理念。历时十年,中国学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生态”一词优于环境之处。一是字义上“环境”(Environment)具有“包围、围绕、围绕物”之意,是外在于人的二元对立的。而“生态”(Ecology)则具有“生态的、家庭的、经济的”之意,是对于主客二分的解构;二是从内涵上说,环境一词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内涵,而生态则是一种生态整体论;三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生态一词更加切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文化模式,而环境美学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接轨。

第三,“太极图示”的文化模式是“生生美学”的思维模式。

“生生美学”的基本特点

“天人合一”文化传统中的阴阳之关系呈现一种极为复杂的“太极图示”。宋初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阐述了太极的基本特点。首先关于什么是“太极”,所谓“太极而无极”,即指太极无边无极,无所不在。其次,回答了太极的活动形态,阐述了“太极”是一种阴阳相依,交互施受,互为本根的状态。这是对于生命的产生与终止、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形态的现象描述,是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之所在,中国传统艺术均表现为一种园柔的包含生命张力的形态。有学者将之视为艺术的圆形思维模式,其言有理。这种圆形艺术思维使得艺术极富张力,如嫦娥之奔月,飞天之以S形升空,汉画像中两只拱背相向蓄势待发的虎豹等等。

第一,“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是“生生美学”的文化背景。

第四,线型的艺术特征是“生生美学”的艺术特性。

年画之“吉祥安康”。前已说到,中国传统美学渗透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映于普通的节庆与民间艺术之中。其中,年画就既是一种节庆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装饰性艺术,主要是春节过年之用,发端于汉代,发展于唐代,成熟于清代。其主要内容为驱凶避邪与祈福迎祥两大主题。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元亨利贞”美好生存的追求。首先是驱凶辟邪之贴门神。年画之门神逐渐从神荼、郁垒演变而为人格神钟馗、秦叔宝、张飞、尉迟恭等等,以这些被人们敬畏的神与半神守卫在门,保佑着老百姓的平安吉祥。年画的另一个主题是祈福迎祥,祝福吉祥安康,包括五子夺魁、鲤鱼跳龙门、福禄寿三星、年年有鱼、倒写的“福”字与百子图等等;另外就是反映生产丰收的诸如牧牛图、五谷丰登、大庆丰年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是生生美学在日常生活与节庆中的体现。

书法之“筋血骨肉”。“筋血骨肉”是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美学范畴,东方传统文化中的身体美学。这是通过书法抽象的点线笔画与雄健笔力形成一种艺术想象中的筋血骨肉。魏晋之书法家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指出,“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里的所谓“骨”指笔力强劲;所谓“肉”指笔力贫乏;所谓“筋书”指多骨微肉笔力强劲;所谓“墨猪”指多肉微骨笔力软弱之书,犹如一头肥胖乏力的墨猪。而所谓“血”乃要求水墨“如飞鸟惊鸿,力道自然,不可少凝滞,仍不得重改”。筋血骨肉彰显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顶天立地,骨力强劲的生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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